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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斌: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特点

更新时间:2019-11-06 19:09:07 

延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和局部管理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文化。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是革命者的“公共生活”,其特点是坚定的理想信念、积极的价值取向、崇高的思想品德、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本质上,它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文化。延安红色文化是一种成熟的革命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生动的革命实践和宝贵的斗争智慧。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延安红色文化是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大革命的政党文化,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发展和成熟。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是“解放”和“改变世界”的同义词。革命的过程就是运用革命理论动员群众,改变主客观世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不仅意味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意味着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实践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完美统一。“共产主义革命是与传统所有制关系最彻底的决裂;不足为奇的是,它将在自己的开发过程中最彻底地打破传统观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内涵的深刻把握和不断实践。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民族危机的加剧,党及时调整了革命的战略路线和任务目标。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当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唤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级。广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经转向革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许多农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些军阀,对革命采取了同情和中立的态度,甚至可能参加革命。因此,党对“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理解应该转移到“统一战线”上去。党的战略路线是动员、团结和组织全国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自己变成一个“革命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的思想而斗争的新成员培养成具有最高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以下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他们的认知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基础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坚信,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是“争取革命三民主义的真正实现”。从“温和的土地政策”到边区的民主选举和“三三制”,从提高干部素质的学习运动到改变党的作风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反复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精神表明,其主线是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大革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的民主中国。马克·谢顿曾动情地评论说,中国共产党“使农村革命的实践适应战时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同时带领人民大胆而创造性地解决多重压迫下的农村解体问题”。在整个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爱国青年不断动员和组织群众,组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不断改造自己,坚持“永恒斗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红色革命话语体系已经成熟和完善。延安党中央十三年来的辉煌成就,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党文化的发展、成熟和艰苦实践。

延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朴实无华的“脚踏实地”的革命文化。

延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成熟和完善的重要体现。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提醒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学习,但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本“书”,但我们必须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书本学说。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党的关门主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能“生动地应用于中国特殊和具体的环境”,就会成为一种死教条1937年,毛泽东先后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初步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清理了党内的教条主义。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一种表现都要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他在文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也首次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也应该是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共产党人》第一期首次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理论发表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得到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战略得到了精辟的论证,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延安整风之初,毛泽东通过“转变学习方式”,对“实事求是”做出了科学、完整、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实践”是客观存在的一切,“是的”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寻求”是我们所研究的。我们应该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找出其内在的而不是想象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运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并通过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现实和革命现实,进一步进行各方面符合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才能认为是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谈论联系人,而不在行动中实践他们,那么100年来谈论他们仍然是没有用的。"

学术界普遍认为,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延安精神永远闪耀》,是第一次提出并明确阐述了“延安精神”的概念。社论指出,“毛泽东思想在长期斗争中培育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列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延安精神无疑是延安红色文化的核心和基因,凸显了延安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显示了延安红色文化朴实无华的“根基”特征。

今天,当我们回顾延安十三年艰难辉煌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延安精神的许多原生态内容。例如,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反大精神”、“移山精神”、广泛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延安同志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氏精神”、“白求恩精神”、生产运动和农村运动中体现的“南泥湾精神”、“劳动模范精神”等。这些精神是13年来“延安道路”的浓缩,是当时“延安作风”的升华,都以“洞穴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标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旧的剥削压迫观念后朴实无华的“脚踏实地”的文化品格。延安时期,许樊婷第一次见到总司令朱德时高兴地写道:“敌后不能支撑世界的成就。金刚是英雄。人们不认识将军的脸,对田舍翁又好又好”;从1942年到1943年,经过15个月的农村研究,张闻天感慨地总结道:“接触现实、接触群众是共产党员的终身职业。”正是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洋八股”,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芳香的”、“新鲜的”、“扎根的”革命理论,也使延安红色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和价值的突出文化象征。

延安红色文化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它的生活表现和实际表达是乐观、自信、爱国和奋斗的生活态度。

毛泽东高度赞扬延安时期人民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认为这是坚定支持革命者理想信念的“脊梁”。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文章《经济和金融问题》中,赞扬了延安同志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指出他们的工作态度是积极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没有消极的态度”;他们充满生机和活力,不违反农作季节,按时发放农具贷款。根据实际情况,“为每个农民制定生产计划”;“完全融入群众”和“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这种精神对于那些遇到困难时叹息退缩的人,对于那些不认真对待事情、混日子、敷衍了事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天地!”

乐观、自信和爱国斗争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基本生活方式。虽然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拍一张你的饭碗,睡在炕上看星星”。即使反动派被封锁和围困,冬天也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蔬菜,没有鞋子和袜子给士兵穿,也没有被子给参谋穿。然而,这些困难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也不能切断人民对革命胜利和国家自我完善的希望。经历过延安岁月的文艺工作者最常见的记忆是:“虽然一切都是简陋的,但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他们在精神上是极其满足和快乐的”;“不管延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的脸上总是挂满微笑。到处都可以听到“革命的”歌曲,“同志们,同志们”互相问候。爱国华侨陈嘉庚在访问后预测,“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令人深思的是,这种乐观、自信、爱国的生活态度从未脱离过边区微妙的现实生活和抗日战争时期具体的经济政治工作。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追求不仅是为了“大人物”和政治机构与组织,也是为了每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比如张思德和白求恩,他们从身边的“小事”和自己的工作中自觉地工作。康达没有校舍。老师和学生建造自己的校舍,用膝盖作为没有课桌的课桌。延安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塑造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乐观自信的生活世界。它的实际表现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实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延安五长老”之一徐特立总结说:“我们党的自信心和群众的自信心相结合,已经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从而克服了一切身体上的困难。"

延安红色文化的内在机制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和群众团体的总动员为基础的“救国”和“启蒙”并重的文化运动。

延安时期,社会动员和群众参与是结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进行的。它们是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具体化、实践化和生活化。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耐心细致地引导和教育群众,给他们以可见的物质利益。内在逻辑是:通过社会动员和群众组织,“救亡”和“启蒙”在内部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也是延安十三年革命历史中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充分动员。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一批批爱国青年和有远大理想的人,为了追求中国社会的光明前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历经艰辛奔向延安。凭着“断骨通筋,攀上延安城”的勇气和毅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走过了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诸多障碍。完成他们的精神洗礼,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也是通过群众生产、农村、扫盲、冬季学习等“自己动手、吃饱喝足”的组织活动,经历了“扫荡”、“封锁”和“重点进攻”的艰辛,在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红色话语体系和红色文化传统。

(作者: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是[教育部“延安红色文化教育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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